风俗是一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，根植于文化传统，映照着社会变迁，勾勒出世态人情，反映了价值追求。

　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决定》提出，要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。而推进移风易俗，则是文明乡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目标在于让好的习俗活力焕发，让陈规陋习无处遁形，春风化雨般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　　移风易俗既是攻坚战，也是持久战，如何立破并举、扶正祛邪，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，是值得探讨、必须落实的问题。

　　一

　　风俗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两千多年前，古人就有“移风易俗”一说。《荀子·乐论》：“乐者，圣王之所乐也，而可以善民心，其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。故先王导之以礼乐，而民和睦。”这一记载，既体现古人对成风化俗的高度重视，又彰显着老祖宗寓教于乐的传统智慧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，很多朝代都通过颁布法令、树立典型、强化宣传来推动移风易俗，相应成功案例数不胜数。比如，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，强调礼制的重要性、为移风易俗奠定了基础，还派遣博士巡行天下，“并谕三老、孝弟以为民师”。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，通过改汉姓、习汉语、着汉服等措施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。还有卧冰求鲤、黄香温席、孔融让梨等故事深入人心，对于传播弘扬“仁爱孝悌”等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。

　　在推进移风易俗中，古代地方官员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西汉文翁在蜀郡兴办教育，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，从而改变了当地“辟陋有蛮夷风”的民俗。北宋蔡襄在福州任职期间，更是亲自作出表率，提倡开明婚俗，反对高额嫁妆，同时，通过宣传劝谕、行政干预、兴学办教等手段，矫正了当地“疾溺于巫”“丧溺于佛”“婚溺于财”等民间陋俗。这些举措不仅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，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。

　　移风易俗的过程本身也是传统文化去其糟粕、守正创新的过程，堪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。这要求我们在“传统”之中发现与“现代”契合的价值，在继承与创新中寻求突破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、勇于尝试，不断调整策略，优化方法，逐步形成既符合时代精神又贴近民众需求的移风易俗路径，促进社会风气持续向善向上向好。

　　二

　　中华文化丰富多彩、绚烂夺目，特别是民俗民风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映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文情怀。无论是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渊源有自的传统节日，还是苗族跳花节、彝族火把节等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节日，亦或是蜡染、皮影、剪纸等蕴含匠心的民间艺术与技艺，都默默地承载着相应的社会价值导向，需要持续挖掘、弘扬。

　　然而，在中华风俗画卷中，也不乏一些亟待改变的陋习与偏颇。比如，有的地方，彩礼金额高得离谱，扭曲了彩礼的本义，甚至成为甜蜜爱情开花结果的严重障碍。比如，有的地方厚葬薄养的现象时有发生，人们往往愿意在葬礼上花费巨资，却忽视了生前对老人的关爱与陪伴。再如，有的农村地区农户盲目攀比建“大房子”，不顾实际需求而一味追求房屋“高大上”，造成极大的家庭经济负担和房屋空置浪费。再比如，有的地方群众相互“内卷”、滥办酒席，“无事请酒”歪风不止、屡见不鲜。这些陋习背离了传统习俗的初衷，扭曲了社会价值，加重了民众负担，浪费了社会资源，败坏了淳朴民风，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，是必须祛除的“病邪”。

　　不良风气的背后，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。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，如男尊女卑、重男轻女等观念。有社会变迁的影响，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，一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会乘隙而入，诱使一些人贪图安逸，追求感官享受，忽视精神追求。有地域文化的影响，一些地方相对封闭、对外交流不畅，陋习陋俗根深蒂固、难以根除。有经济压力的影响，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，为了获取经济利益，绞尽脑汁通过彩礼、办酒等收取礼金。还有个人素质差异的原因和从众心理的影响，等等。

　　三

　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移风易俗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既要立足当下辨证施治，更需坚持不懈久久为功。具体实践中，要做到以人为本、疏堵结合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举，既尊重传统又顺应时代潮流，既体现人文关怀又强化规范引导，推动形成社会新风尚。

　　坚持以人为本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执政理念。推进移风易俗的过程，本质上是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、引导群众自我教育、自我提升的过程，必须深刻认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，在思路谋划上问政于民、在问题症结上问需于民、在工作措施上问计于民、在成果感受上问效于民，始终做到紧贴民心、尊重民意、集中民智、汇聚民力，坚决防止在目标设置上“一厢情愿”、在措施手段上“简单粗暴”，以耐心细致的工作使移风易俗赢得广泛认可，推动丧事简办、喜事新办成为人心所向、大势所趋，更好培育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。

　　坚持疏堵结合。成风化俗的关键，在于创新治理方式，改善惠民服务，统筹用好倡导性措施和约束性规范，引导群众大力践行文明风尚，形成摒除和抵制陈规陋习的高度自觉。实践中，一些地方创造性运用“光荣榜”“积分制”等激励机制，对文明行为给予相应的精神激励、物质奖励，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，为培育文明新风注入新动能。一些地方结合地方实际，细化倡导性标准，严格约束性措施，为正常的人情往来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界限，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治理，拒绝滥办酒席、铺张浪费有了依据、有了依托。

　　坚持“三治”并举。坚持系统观念，实施综合治理，用好自治、法治、德治三种方式，推进移风易俗见行见效。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、村民议事会、道德评议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，探索完善“寨管委”“院坝协商”等治理模式，让群众自治组织在移风易俗中发挥主导作用。把移风易俗和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，构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婚丧事宜“承诺、报告、备案”机制，发挥好示范引导作用。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，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约束、规范和惩戒。深化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两“心”融合，开展“理论宣传二人讲”“黔韵说唱”“茶馆磕子匠”等宣传宣讲，推动优秀文艺作品下乡，强化正面宣传、教育引导，共同塑造精神新风貌、展现文明新气象。

　　一审：赵来睿

　　二审：向滟伶

　　三审：罗 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