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名尽职尽责的三线新生代

张林德、张治明、张婧一家三代都是三线人

　　那年阳光灿烂的周末,5岁大的孙刚硬要跟在爸爸身后,去往很远的河边钓鱼。走出机器轰鸣的工厂,小脚丫在山间肆意奔跑,迎着青草香的微风。直到夕阳西下,才肯乖乖回到“干打垒”的宿舍楼里。
　　时光荏苒。一转眼,爸爸老了,头发白了,走不动了。孙刚默默接替过爸爸的班,继续守护在三线军工企业的岗位上,燃烧着自己的青春。
　　每一个重要的时代,总会留给许多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片段。一千个人回忆三线建设,也许会讲述出一千个热泪盈眶的故事。

　　到三线去,把他乡作故乡。

　　直到今天,这句话都常被第一代三线建设者们挂在嘴边。由于时光的镌刻,他们从初来时的风华正茂,变得白发苍苍,皱纹爬满了脸庞。唯一不变的,是永远挺直的肩膀和脊梁。

　　当年十万建设大军开启了赶赴贵州的磅礴征程,打响三线建设大会战,敢叫天地换新颜。50年间弹指挥间,几代三线人前仆后继,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,为贵州工业点亮了万家灯火。而自己,则将自己的一生和后代留在了大山里。

　　“三线”记号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身上,延续给子孙。今天,十万建设大军的磅礴征程与追梦岁月还在继续。

　　那一年,组织上准备了两个装行李的木箱,送我走进大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“1966年3月15日下午,原厂的组织部领导突然找我谈话,说决定派我到贵州参加三线建设,问我有没有意见。”

　　在一个晴朗的上午,90多的张金芳打开客厅的窗帘,让阳光洒进屋子,然后笔挺地坐下,手端正地放在双腿上,开始为记者讲述当年的故事。挺拔身姿一如49年前面对领导时的样子。

　　由于事发突然,张金芳心里也没有准备,他只想着,自己是一名党员,组织的决定就是自己的志愿。这场改变一生的重要谈话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,他匆匆返回车间移交了工作。

　　“车间给我准备了两个装行李的木箱送到家里。”当天晚上,张金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望着身边的妻子,一整夜都没有睡着。

　　记者问,为什么当年选中的偏偏是他?

　　张金芳回答,原厂的厂长是这样说的:“你来厂里有10年了吧?工作不错,这次组织给你加担子。我们在贵州包建了一套飞机制造工厂和几个配套的专业化厂,锻造厂是其中的一个。你的任务就是先选点,接着进行工厂设计,任务很重,责任不轻。”

　　就这样带着突如其来的重要任务,几天后,张金芳和政治部主任侍光礼坐上了前往贵州的火车。

　　1966年3月27日上午,两个人终于到达安顺火车站。一走出车站,张金芳惊呆了,眼前的景象只能用“十分简陋”来形容:全是七倒八歪的小瓦房或石片房,一眼望去,四周除了山坡,就是连绵的山坡。

　　没来得及好好打量眼前的山水,他们马不停歇地开始了选址工作。清早,张金芳背起一壶水、一包干粮,搭乘工程指挥部的车进到山里,天黑了才返回。

　　穿越石林,爬山入谷,哪有高山往哪爬,哪有山洞往哪钻。手电和地图是随身必备之物。“钻山洞之前,我们先往里面丢石块,观察里面的动静,觉得安全了才进洞。洞里黑呼呼、阴森森的,多数会有蝙蝠,有时也会飞出一只鹰。”

　　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了夏天。在那两个多月里,张金芳沿黔昆公路两侧,从平坝县城以西走到安顺以东,踏勘了骑马大山、大黑山、旧州、头铺和宁谷等地,经过反复比较,确认在安顺头铺大横山一带建设锻造厂,“此地地形隐蔽,交通方便、修筑公路容易、水源比较充足。”

　　大伙一到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,没有怨言,从未计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三线初期选址建设,几乎是拓荒式的征途。而对于建设者们来说,生存环境虽然恶劣,工作干劲却始终高昂。

　　每逢阴雨天气,王允恒的小腿都会隐隐作痛。“这都是当时落下的毛病。”今年已经80岁的他,提起那段岁月,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。

　　1965年12月3日,王允恒来到贵州。那时正值寒冬,他感觉到整个城市都是潮湿的,终日阴天,寒风呼呼地刮来,深深刺进骨头里:“最让我们苦恼的是毛毛细雨,一下就连日不断。”

　　山中草丛长有一人多高,叶子上挂着的雨水总会打湿衣服,再经风一吹,从里到外,全部硬梆梆的:“膝盖以下湿漉漉的,每个人都喊脚痛。回宿舍以后没有火烤,怎么办?只能整夜靠着身体温度来烘干裤管。”

　　如此的艰苦,王允恒却从来没有想过打退堂鼓。后来他把家安在贵州,还让自己的三儿子王金平接班,继续留在三线企业工作。

　　“为什么要打退堂鼓?那时被派选来贵州,可是一件全家都感到光荣的大事啊!”

　　从云马飞机制造厂退休多年的刘占兴记得,1966年4月,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,他穿上一件薄外套,在沈阳火车南站准备出发的时候,同事和家人们敲锣打鼓,前来欢送:“听说,当时没有被选中的同志,还积极写申请要求来呢。”

　　刘占兴那一支队伍,足足有200人,全是30岁左右的年轻男女,每个人的想法都很单纯:没有一个外国专家,全部都是中国人,要在大山沟建设我们国家自己的航空企业,这是多么荣耀的事业啊。

　　“所以大家刚到时,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。要通水、通电、通路,要抡锄头,要砌砖墙,什么都干,谁都没有怨言,从未想过讨价还价。”刘占兴说,大家拧成一股劲,先生产后生活,哪怕在竹席棚子里睡通铺,也都从心底乐呵呵的。

　　在刘占兴的心里,那时人们的精神面貌足以战胜任何困难:“有一天深夜,一辆货车拉了满满的沙石运过来,司机就坐在车上喊了一声‘下货了!’,在屋里休息的人全部都涌了出来。

　　“什么时候是最高兴的?”记者问。

　　刘占兴由衷地露出笑容:“当我们盖起了工厂,把全新的一流设备拉进大山,看到当地老百姓欢欣鼓舞时,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。”

　　父亲鼻子一酸,眼泪哗哗流了下来,大声地说:“全家都跟我搬到贵州去!”

　　孙刚,43岁,是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(集团)有限公司结构件分厂的一名调整手。

　　他还是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,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从1998年开始,孙刚在公司技能比赛中一直稳拿第一名。

　　在谈及为何能做得这样出色的时候,孙刚郑重地回答:“这是父亲交给我的使命。我是第二代三线人。”

　　1968年,刚从重庆大学毕业不久的孙锡明,满怀报国热忱,告别了家中的妻子和母亲,独自踏上前往贵州的火车。

　　1973年,孙锡明回家探亲。“那年我哥哥4岁,我1岁。哥哥围着父亲喊‘叔叔!叔叔!’而我在旁边哭。父亲鼻子一酸,眼泪哗哗流了下来,大声地说,‘全家都跟我搬到贵州去!’”

　　孙刚说,父亲马上打了一份报告,当年底,孙家举家搬迁。同行的还有年迈的外婆,和年龄尚幼的表姐。

　　一家6口人,住进了2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里。刚开始记事的孙刚,经常听到哥哥整天嚷嚷要吃肉,要吃猪肝。那年员工一户每月只定量供应4斤猪肉,正在长身体的哥哥显然不够吃。

　　于是父亲学会了钓鱼,烹制各种鱼来为家人加餐。

　　“一到周六,父亲就拿起自己制作的鱼竿,到附近的河沟边去。来回要走4个多小时。”孙刚说,等到他长大一点,就会拉着爸爸的手,一起到山间里。他跑来跑去玩耍,而爸爸则专心地收集家人的口粮。

　　伟大的父爱一直陪伴着孩子们成长,后来,直到孙刚的表姐成为黎阳的第一个大学生。而1991年,孙刚也进入黎阳当了一名普通的车床机工。

　　在父亲的时刻教诲下,孙刚爱岗敬业,钻研业务,成长为令贵州军工都引以为豪的青年典范。

　　“现在是自动化机床生产,要求更高,特别在生产难以加工的零件和新品研制时,需要攻关。”孙刚对自己的要求是,必须没有差错。因为这个信念,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。

　　在参与工厂专利项目研制中,孙刚自制了一百余套简易工装,解决了百余项零件加工的技术难点,在本岗位上节省的工具费用价值达到一百余万元,其技术价值更难估量。

　　1996年,孙锡明去世。孙刚说,他永远难忘爸爸大步向前走的背影:“父亲说过,再难也不要惧怕,因为我们是三线人。”

　　新时期三线人的新梦想:“我们也要把家安在贵州!”

　　2003年,贵州制造的“山鹰”飞机冲上云霄,在九天之上自由翱翔,成功完成首飞。

　　望着屏幕上那矫健的身影,电脑旁的张羽扶了一下眼镜,下定决定对自己说:“我要到贵州去!去那个制造飞机的地方工作!”

　　第二年,从大学毕业后,张羽通过种种严苛的考试,如愿以偿,成为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员工。决定了从此要把家安在贵州,张羽心无旁骛专心钻研,当上企业副总工程师,成为技术带头人和金牌员工,“我现在主要负责无人机试验,算是圆了当初要当三线人的梦想。”

　　新时期,年轻的三线建设者们如潮水般涌进贵州。在他们体内,一样流淌着激情澎湃的血液。

　　在中航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公司,有一个人总是全公司第一个上班,最后一个下班,十几年如一日,全年无休,从未请过事假。

　　人们提起他会不禁竖起大拇指:“全国劳模李志瑶,好样的!”

　　而对于劳模的这个称号,李志瑶认为:“就是干活走在前面的人。”

　　1982年,18岁的李志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,出于对航天军工事业一腔热爱,一头扎进安大公司的锻造岗位,干了30多年。

　　每天上班之前的一个小时,李志瑶准时出现在车间里,检查炉温怎么样,看看当天要用到的设备和材料准备得怎么样。下班后,李志瑶还会留在车间再检查和准备第二天的事项,不厌其烦。以前锻造设备还在烧煤油的时候,车间里常年弥漫着呛人的烟尘和颗粒,他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干活,一戴就是一整天。

　　工作中遇到难题怎么办?李志瑶的方法只有一个:“不等不靠,解决掉!”

　　正是这样执着坚持,他练就了一手令人称绝的拿手绝活——精密操作主设备。只要看到产品订单,李志瑶就会马上在脑海里画图纸,操作过程是什么?需要打造哪些细节?清清楚楚印在图纸上。“锻件的形状、尺寸很好把握,最难攻坚的核心其实是如何精确把握机械性能。所有的成败,就决定于主设备的操作上。”

　　因为李志瑶的这一手绝活,使得他创下了诸多赫赫战功。全中国所有航空产品涉及到的金属材料,李志瑶都参与研制或者生产过。而越受到重用,他便提醒自己要越小心:“稍有误差,就会给国家造成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损失。我所能做的,唯有尽职尽责,尽心尽力。”

　　自学成才,做三线新生代的一面旗帜

　　39年的铸造生涯,他从一个仅有初中学历、看图纸都非常吃力的小学徒,成长为一名在有色合金铸造领域具有高超全面技术水平的高级专家。

　　他守在火热的熔炉旁,用蜿蜒前行的铸造生涯,为在辉煌之路上摸索前行的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　　他是毛腊生,中国航天科工第十研究院有色合金铸造高级技师,是三线新生代的一面旗帜。

　　见到毛腊生的时候,他正在车间里检查学徒刚做好的砂箱模型。他蹲在地上,眼神凝聚在模型上。车间内,堆满了型砂、砂箱、模具、铝镁合金及电解炉,显得凌乱而又枯燥。毛腊生只静静地蹲在哪儿,仔细地打量着手中的模型。

　　“这时候千万不能去打扰他。”学徒提醒前去采访的记者,“艺术可以重来,但是铸造却绝不能重来。”学徒说,这是他从毛腊生身上学到的工作态度。

　　“对于一个砂模来说,任何一个罅隙都是致命的。”检查完毕的毛腊生扶了扶眼镜,将砂箱模型交回学徒手中。

　　仔细打量毛腊生,只见他头发略微发白,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出精干的光芒,满手的老茧,脚步踏实,不善言谈。

　　跟着毛腊生来到工作室,满墙的荣誉让记者惊讶。而他只是以简单的微笑回答。当记者问起满屋的铸件后,他如数家珍。

　　2006年,风华厂与中南大学合作,为国家某重点型号共同开发“高温耐热镁合金”舱体。公司专家和中南大学派来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一起,先后试验20多次均告失败。　

　　此时,公司领导想到了毛腊生,“请他‘出山’,或许能够解决。”

　　毛腊生呆在车间里潜心钻研了2天,提出了在这个仓体上多加两圈加强框的设计方案。

　　几天后,产品出来了,一次性就达到了设计要求。参与开发的专家无不叹服。

　　30多年的铸造生涯,毛腊生解决了铝合金中易产生的“白裂纹”现象,攻克了这道让铸造业头疼的难题。研制出了“无毒型砂”,“终结”了镁合金铸造件使用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的现象,轰动了整个航天工业部门,当年就被评为“航天工业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”。

　　从92岁的爷爷张林德,到“90后”的孙女张婧,书写了航天军工世家的三代情

　　今年92岁的张林德,至今还保持着一个习惯,就是每期的《中国航天报》一拿到,都会戴上老花镜,认真地翻阅。

　　“在贵州扎了根,我的子子孙孙也会成为贵州人。”张林德希望,他的后代们,能够将当年三线建设时自己的理想情怀,继续延续下去。

　　他欣喜地看到,儿子张治明、孙女张婧,都从学校毕业后,十分听话地走进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,成为一名航天军工人。

　　1971年到贵州,祖籍山西的张林德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,经过数天的颠簸,从北京途经西安,再转火车和客车,辗转来到遵义市鸭溪镇。

　　“记得到镇上的路全是灰尘飞扬的泥土路,周围全是深山老林。那年,我才11岁。”张治明记得,已经记事的他突然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,而且条件比想象中艰苦,心情居然是兴奋的:“我们全家都住进了干打垒,就是用粘土垒起来的房子,里面除了床和桌子,什么都没有。父亲说,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”

　　生活物质匮乏,看一场露天电影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。这些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之前生活的城市,但张治明从未听过父亲抱怨一句。直到现在,父亲对当年的建设仍深深怀念着,并不时在交谈中絮絮叨叨地提及。

　　20岁出头的张婧,在梅岭公司研究院做设计工作,进企业刚刚一年。对于以前祖辈父辈那些催人奋进的历史,张婧认为这是家庭的骄傲:“爷爷和爸爸经常对我们一家都是三线人而感到自豪,值得我再用一辈子去学习和守护。”（贵州日报 王璐瑶）